达巍：面对全球危机，合作是唯一选项

达巍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至今，不仅是自1918年“大流感”之后，百年来人类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也不仅仅是冷战结束后继“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又一次重大国际安全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危机”。

四大因素将这场危机与过往其他事态区别开来。

首先，从威胁来源看，无论是“9·11”恐怖袭击还是历次战争冲突，绝大多数危机与安全事件都源于某些人有意识的决策与行动。新冠病毒则来自于某种我们仍不能完全确认的自然界源头，疫情传播扩散出自人类故意行动的可能性极低。

其次，从影响范围看，不同于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东亚、北美、西欧这世界三大经济中心相继暴发，形成三个“震中”。且未来不排除还会有新的“震中”出现。疫情已蔓延至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从北极圈到太平洋深处的岛国，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幸免。全球已有30多亿人处于在家“禁足”状态。

第三，从持续时间看，在针对性的特效药或疫苗研发成功并广泛使用之前，人类可能不得不与病毒共存。有专家认为，相关疫苗和特效药推广可能至少需要12-18个月。即便像我国这样本土新增案例已经极少的国家，为了防止境外输入和二次暴发，防疫抗疫的管制措施仍在持续。我们虽然在国境内基本阻断了疫情发展，但仍在全球范围内与疫情共存。

第四，与1918-1920年“大流感”、中世纪黑死病等大型疫情不同，新冠肺炎疫情是在高度全球化、各国高度相互依存的现代社会条件下暴发的。相互依存不仅导致疫情在各国之间极易传播，而且疫情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震荡同样极易扩散，并且相互叠加，造成难以预测的“蝴蝶效应”。一国的事态发展可能在遥远的地区、不直接相关的领域里掀起滔天巨浪。

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美欧疫情对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影响，疫情对各国政局的影响，疫情与地缘政治和其他安全问题的叠加，都可能带给我们意外而持久的冲击。因此有专家警告，从世界范围看，人类目前感受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冲击仍只是“冰山一角”。

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与本世纪前两次重大危机——“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不同。那两次危机是重大国际危机，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则是人类首次全球危机。这次危机不仅是各个国家或者各国之间的危机，更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或者全球所面对的危机。

也有外国领导人将新冠肺炎疫情与一战、二战相提并论。如果一定要用战争类比，那么新冠肺炎疫情不是国家之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首次人类与人类敌人之间的“全球战争”。这样的危机我们只在《传染病》《后天》《流浪地球》等影视作品中见到过。正因为如此，有专家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视为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全球重大危机的一次预演。我们今天如何应对首次全球危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未来是否能够阻止，或者有效应对下一场全球危机。

全球危机需要全球应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赢得这场全球“战争”。美欧疫情不息，发展中国家警报不除，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在此次疫情当中，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作为疫情首先暴发的国家和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有必要、有责任也有能力携手应对疫情，并协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防疫抗疫。

遗憾的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三年里严重恶化。这导致过去三个月来两国不但未能有效携手应对来势汹汹的共同敌人，疫情反而成为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催化剂”。两国民间彼此的不信任、怨恨甚至愤怒情绪进一步增长。如果任由这种负面趋势延续，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成为将中美两国推入“新冷战”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两国和全世界的防疫、抗疫不仅没有任何好处，甚至还可能带来新的不可预测的麻烦。

过去几年，常有中美关系领域的专家开玩笑说，中美关系很难再回到过去以合作面为主的状态，除非有外星人入侵地球。今天，“外星人”已经来了，它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美两国别无选择，只能合作。中美双方从政府到民间都亟须以专业化替代政治化，以双边、多边合作补强单边行动，集中精力、心无旁骛，携手应对人类历史上首次全球危机。

本文2020年4月8日首发于《环球日报》